止庵：兩個視角看世間
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李靜
發(fā)于2021.4.19總第992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止庵最近正在看《天空診療所》，尾野真千子主演的日劇他已經(jīng)看得差不多了，只還差兩部。看劇倒沒有什么目的，初衷也很簡單，只是偶然發(fā)現(xiàn)“這人演技太好了，演的劇也都可看”，于是就全部搜羅來。他甘愿做一個沒有意義的無效的研究者，或者說沒用的專家。
從年輕的時候起，他就喜歡花好大力氣把一個事情搞清楚，也不一定有什么用，反正搞清楚了就可以放下了。80年代讀張愛玲就是，那時內(nèi)地只出版了一本張愛玲的《傳奇》，止庵托人從香港買，把市面上能找到的張愛玲的書都買來，一本就要二三十塊錢，基本是他工資的1/3甚至1/2。在這之前讀莊子、老子，之后讀周作人都是如此。
然而“有用”卻偏偏從這些“無用”中生長了出來。止庵被人認識，是作為莊子、周作人、張愛玲的研究專家。莊子說“無為而為”，人們常常費盡心機求一個結(jié)果往往不得，而不求結(jié)果地專注做一件事，卻可能有意外收獲。這是止庵從他的研究中得到的人生哲學(xué)，這哲學(xué)在他自己身上驗證，如今，他又把它寫進了自己近期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受命》之中。
濾鏡下的80年代
《受命》的故事發(fā)生在上世紀80年代，牙科醫(yī)生冰鋒突然得知父親十幾年前慘死的真相，這成為苦苦拖住他的重負，愛情無法將他帶往新生，他為復(fù)仇而困在正在退場的舊時代中，“日暮途窮”。
這是一個止庵在1988年就構(gòu)思好的故事，在日記本里寫故事梗概、人物小傳，積攢了幾萬字筆記。但筆記一擱就是30年，在他60歲后，才又把這個小說撿回來。止庵很慶幸自己沒有在那個年代就把小說完成，因為書中呈現(xiàn)出的1984~1986年的北京城，在當時的自己看來只是平凡日常，但站在三十幾年后的今天再回頭去看，那已經(jīng)成為一段逝去的只能被追憶的時光。
1977年，止庵按父親的意愿報考了當時的北京醫(yī)科大學(xué)口腔系，1982年畢業(yè)后做了兩年口腔科醫(yī)生，隨后又去報社工作了5年。生活在還沒被加上濾鏡的80年代，他最突出的感受就是窮，一個月最多招待朋友在家吃一頓飯，連去次飯館的錢都沒有。學(xué)醫(yī)、從醫(yī)清苦，卻使止庵養(yǎng)成凡事悉究本末的習(xí)慣。
重新書寫80年代，止庵覺得自己的記憶已經(jīng)靠不住，他去圖書館搬出1984年到1986年的《北京晚報》、北京市街巷交通圖、北京市各區(qū)地名冊……像給病人治病似的一個一個細節(jié)精確核實?，F(xiàn)在網(wǎng)上還掛著他的求助帖：1984~1986年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，是副食品商店還是菜市場？
他要求自己寫下的細節(jié)要像紀錄片一樣真實可靠。那時放映的電影，舉辦的展覽，后來被拆掉了的胡同，都真實地從歷史描摹進小說。依循人物的腳步，乘坐107路、44路公交車，止庵帶著讀者穿行在80年代的北京城——西長安街新華門對面的花墻還在，同仁醫(yī)院還保留著兩個尖頂，音樂廳僅僅是個正在挖地基的大坑。
在厚厚一摞舊報紙的影印件中，早已沉入他記憶深處的80年代又活了過來。社會正在分層，人們帶著舊時代的傷痕和記憶尋找走進未來的入口，每個人選了不同的路，從此整個人生都不一樣了，只有在那個充滿了選擇和可能性的時代，冰鋒這樣的人才能夠存在。止庵覺得，如果自己在1988年把小說寫完，那它只能是一個普通的故事，不會有今天的質(zhì)感。而如今再回看80年代，對止庵意義也不同了，“那一代人每個人都背著一段歷史，現(xiàn)在的人是沒有歷史的，選擇和生活很趨同?！?止庵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，“一樣?xùn)|西只有當你喪失了，才能看清它到底有沒有價值。”
在止庵看來，80年代是某種分水嶺，“大時代中的變遷很有意思”，似乎還從未有人好好寫過那個時代的情緒和記憶。
伍子胥的故事
《受命》的故事雖然屬于80年代，最初雛形卻孕育于40多年前。那時止庵還是一個名叫王進文的少年，父親是詩人沙鷗。受家庭環(huán)境影響，止庵從小酷愛讀書，但1959年出生的他，在無好書可讀的年代，只能找到什么讀什么，這也有個好處，讓他分辨出了作家中誰高誰低。直到70年代末，經(jīng)典外國文學(xué)、古典文學(xué)重新出版，他才遇到自己真正喜歡的書，經(jīng)歷了一段如饑似渴的讀書時光，時間焦慮到一分鐘都不想浪費，在人擠人的公交車上，也要把書舉到頭頂，仰著頭看完了100多萬字的《約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
他讀《史記》，讀《吳越春秋》，被伍子胥的故事吸引。伍子胥在父兄被殺后一路逃亡、乞討，于吳國躬耕田野伺機報仇時，卻聽聞仇人楚平王病死——壽終正寢，伍子胥痛哭。伍子胥前半生歷盡艱辛卻壯志未酬，這種深邃的悲劇感觸動了止庵，他想為伍子胥寫個故事或者劇本，這是他最初的文學(xué)夢想。但20歲的他，既不知道古人的生活，也不了解古人的語言，感覺這不是自己“能弄得了的事”。1980年，蕭軍出版了《吳越春秋史話》，馮至早先也寫過小說《伍子胥》，止庵都專門找了來，這些作品和觸動他的那個悲劇都不是一回事。他松了口氣，自己的思路沒被人搶先，卻又感到失望，伍子胥悲涼的哭聲始終無人聽見。自此，伍子胥像個秘密似的，就這么一直被他揣著，這個“秘密”埋下了《受命》的種子，這段經(jīng)歷也揉進了《受命》的主人公冰鋒的命運里。
1984年離開醫(yī)院到報社工作后，止庵有了大量時間專心讀書，他也把全部熱情放在寫小說上，他起了個筆名，成了寫小說的方晴。幾年時間，一共寫了十幾部短篇和一個中篇，還有一些詩歌，都發(fā)表了，但沒有水花。工作也不順利，無論在醫(yī)院還是報社，都收入微薄。為了多賺點錢也為了實現(xiàn)文學(xué)夢，他嘗試寫電視劇劇本，和單位請假跟著劇組去鐵嶺待了整整一個月，結(jié)果戲出了問題沒拍成，止庵一分錢沒賺到，只能回來。人生最困頓的時候他也想過出國留學(xué)，悶頭學(xué)了一年英語，到頭來承諾借錢給他付學(xué)費的親戚卻反悔了。他認為自己的80年代一事無成，除了看過許多書，好像真是命運在嘲弄自己，“不管多么努力，全白費”，難以抑制地受困于苦悶。正當他慢慢滑向憤世嫉俗時，那些書給了他救贖。
1984年，《收獲》重刊了張愛玲的《傾城之戀》，1985年，上海書店將張愛玲舊版《傳奇》影印出版，止庵一接觸到張愛玲就一發(fā)不可收。盡管張愛玲筆下的人物盡是些在紅塵中掙扎的男男女女，止庵卻在其中又隱約看到了伍子胥。《花凋》的主人公鄭川嫦，在第一次相親遇到心上人的當天就生病了，再沒好起來，直至病死。這一出沒有任何人為因素的悲劇，讓止庵忍不住發(fā)問：“為什么要這樣寫？”前一句寫川嫦試了新皮鞋，想著“總可以穿兩三年”，后面一句就寫“她死在三星期后”。任人如何努力掙扎，仍然與所追求的錯過，這是換了一個名字的伍子胥，也好像他自己，人世間的悲涼底色似乎無解？
1986年，止庵請假在家專心讀《莊子》4個月，他在《莊子》里找到答案?！懊珛喳惣В酥酪?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”《莊子》書中多處講到人世間價值觀的相對性，人們所持有的是非與區(qū)別并非物之本然，而是主觀對外物的偏見，只要無法擺脫這種執(zhí)著的偏見，人就無法克服自身目標的有限性，也就無法擺脫伍子胥的悲劇。而在這錯綜復(fù)雜的眾多相對性之上，有一絕對性，萬物一體，并無好壞之分。只要換一副眼光，“去除成心，無所依持”，做到無所期待，人就能獲得心靈的自由。
這一點給了止庵很大啟示，接受人的有限性似乎就是解開人世間難題的鑰匙。他突然想開了，心態(tài)變得平和，不再與生活對峙。本來打算為伍子胥寫個現(xiàn)代的故事，已經(jīng)寫了幾萬字大綱的長篇小說，就此放下，不寫了。1989年，止庵從報社辭職，利用準備留學(xué)那一年打下的外語底子應(yīng)聘進了外企，做銷售，空閑時還是看看自己喜歡的書，再不跟寫小說這事較勁了。
很多年以后，他給自己取筆名止庵，“止”源自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“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，惟止能止眾止”，意在時時勸誡自己要清醒，不囂張，悠著點，“庵”是他想象中讀書的所在之地——荒涼處的一間小草棚子。
“吾喪我”
進入外企做醫(yī)療器械推銷員，盡管止庵覺得是因為自己沒出息，在文學(xué)上一無所獲不得已才為之，但卻為他帶來了十幾倍于報社和醫(yī)院的收入，使得窘迫的生活一下子改善。
他繼續(xù)讀《莊子》，各種注本都看，前后十幾年時間里讀了一百多種。在止庵看來，閱讀《莊子》等同于精神上的洗禮，因為“莊子哲學(xué)不是行為哲學(xué)，而是關(guān)于一個人的精神的哲學(xué)，當一個人跟別人沒有關(guān)系的時候，這個人怎樣保持自我”。他不止一次地說，平生最佩服、最感謝的人就是莊子，自己的一部分人生觀的建立也得益于《莊子》。1986年他在家精讀四個月《莊子》時寫下5萬字筆記，1996年，他開始寫新的讀書筆記，又用一年時間將十幾年的筆記整理成冊。1999年，他研究《莊子》的專著《樗下讀莊》出版，書中僅引用的書目就有七八十種。
這時，止庵雖不再寫小說，但小說一直在他的閱讀生活中占據(jù)著重要地位。自從具備了《莊子》中超然物外的眼光，他愈發(fā)喜愛同樣具備這副眼光的作品和作家。例如魯迅，例如張愛玲、卡夫卡……
魯迅《明天》中單四嫂子相依為命的兒子病死，就連省吃儉用省下來的十三個銀元和一百八十個銅錢也要被庸醫(yī)和藥材鋪子串通一氣敲詐了去。張愛玲的《金鎖記》寫姜長安希望能夠好好找一個人，得到一點幸福，她遇到一個見過世面希望和她一起過安定生活的童世舫，卻被母親破壞，一生也沒有再找到人。在這些作家筆下，對于無辜者有個特別的態(tài)度，就是不留余地，蒼涼滲透紙背，止庵醉心于這樣的作品，因為作者不為人物的無辜和悲劇施以援手，這是超越人間的物外視角。
止庵認為，情感深到一定地步就是黑暗，像深淵，而光亮的東西是淺薄。好的作家不應(yīng)該是一個讓人高興的作家，而是要具有兩種視角：一是以人間的視角，與人物切近寫出他們當下的真實感受和希望；另一方面又拉開距離，以超越人間的視角冷眼旁觀，正如老子所說“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”。對待萬事萬物一視同仁，沒有任何感情與偏愛。
1999年，止庵40歲，十年的外企銷售生涯為他從容地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提供了經(jīng)濟基礎(chǔ)。止庵辭了工作，成為專職的讀書人、編書人和作家?！独献友萘x》《張愛玲畫話》《周作人傳》《神拳考》……他把十幾年間自己讀書的心得，對作家、作品的研究以每年一兩部的速度寫進一本又一本書，慢慢積累起聲名，他成了張愛玲、周作人、魯迅研究專家，稿約不斷。待他出了名，當年方晴那些不見水花的舊作重新被人關(guān)注，2019年集結(jié)成短篇小說集《喜劇作家》出版。
讀過又出版了這么多書，快到60歲那年，止庵重又記起了筆記本里的那個長篇故事的梗概。他覺得，“現(xiàn)在這個小說可以開始寫了”。他用一本書把伍子胥和生活在80年代的冰鋒連接在了一起，冰鋒父親的遭遇，來自止庵父母三位友人的親身經(jīng)歷，那輩人在歷史中的傷痕串起了完整的故事鏈。在自己構(gòu)建出來的世界中，止庵也用兩副視角冷靜注視著他筆下的眾生。冰鋒的父親被老戰(zhàn)友揭發(fā)而打成“右派”，又因檔案丟失成了“黑人”，最后在絕望中自殺而亡。冰鋒以伍子胥為榜樣替父復(fù)仇，不惜犧牲愛情事業(yè)甚至身家性命，最終卻是“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”。
止庵認為這樣的故事值得一寫，在他已不需要再通過寫小說來搏功名的年紀。不是為了刻意喚醒什么記憶，他覺得傷痕年代的作品很多了，不需要他去喚醒誰，他認為書中最沉的內(nèi)核，是人的困境。這樣的故事不僅屬于兩千多年前的伍子胥、80年代的冰鋒，更屬于今天。因為人的困境，從古至今都是如此。
作為作者，止庵并沒有對《受命》中不同人物的選擇做出道德判斷，他甚至也并不完全認同主人公冰鋒的抉擇，在他看來，從更高的、超越人間的視角去看，沒有誰一定對或者一定錯。
對于止庵自己來說，他的人生同樣也在這超越人間的眼光注視之下。一方面，他認認真真地生活、寫作，追求寫出的作品盡可能完美；另一方面，他從不過分強調(diào)這樣做有多么大的意義和價值。看劇、讀書、旅行、寫作……只要每天都有點事情做，他就覺得很知足。畢竟，如果人能以更高的視角來看待人間的悲喜劇，就達到了《莊子》說的“吾喪我”——“無功”、“無名”、“無己”，就可以逍遙游了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1年第14期
（責(zé)任編輯：盧相?。?/span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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